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
基本案情
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昌公司”）系大型民营制造型企业，主要从事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，年产值在10亿元左右，平均年营业额3.5亿元，聘用员工近4000人，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、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供应商。因管理粗放，导致经营成本过高，引发资金断裂，福昌公司于2015年10月突然停产，引发了500余名供应商和3700多名员工激烈维权，引起深圳地方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。2015年11月12日，债权人以福昌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由，向深圳中院申请重整。2016年6月29日，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福昌公司破产重整案。
审理情况
鉴于福昌公司被申请重整事发突然，仓促进入司法程序不利于重整工作推进，深圳中院充分运用立案审查程序，开创性地采取了“预重整”模式，即在裁定受理案件前指定管理人提前介入福昌公司，指导管理人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全面摸底协调。2015年11月13日，深圳中院作出（2015）深中法破（预）字第139号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》，决定在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前，采用“预重整”方式审理，根据最高院和深圳中院规定，指定一级管理人进场辅助企业推进重整。通过“预重整”法院全面掌握福昌公司的状况，为债权人、股东和员工等利益主体搭建沟通平台，矛盾得到迅速平抑，潜在重组方也得以了解企业真实状况和财务底数，坚定进一步投资介入的信心。通过“预重整”的梳理,福昌公司近4000名员工得到妥善安置，企业恢复生产的障碍逐一消除，充分实现了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。
2016年11月9日，深圳中院裁定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308位债权人的债权，确认债权总额人民币409844768.28元。深圳中院将在后续工作中综合考察福昌公司现状，指导管理人积极作为，指导重整工作依法推进。
典型意义
本案是人民法院借鉴“预重整”制度并引入司法实践的有益创新与摸索。预重整制度结合了私权范畴的企业重组和公法范畴的司法重整优点，可有效降低重整（组）成本、节约重整（组）时间，更加尊重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意思自治，极大提高重整成功几率。本案中，深圳中院探索性地采用了“预重整”的审理方式，为困境企业及其出资人、债权人、人民法院、当地政府和管理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，平衡各方的利益，实现了企业重整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司法效益，具体表现为：
通过“预重整”，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得以提前介入重整企业，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全面摸底，充分了解困境企业，评估企业重整可能性，为企业正式重整奠定良好基础。福昌公司停产停业前有大大小小供应商债权人500余家，另外还有多笔银行借贷，停产停业后，除供应商债权、银行债权外，还存在拖欠税费、员工经济补偿金、厂房租金等情况，债权债务关系纷繁复杂。另外，由于公司原管理层缺位，公司资产及财务资料等也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况。按常规判断，此类制造企业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较低。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针对以上情况分别与各方进行沟通、排查，在案件正式受理前对福昌公司的状况及问题进行了全面摸底、分类及相关分析。
通过“预重整”，各方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之外，可以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、主张自己的权利；管理人得以尽可能沟通协调有关各方，为实现重整排除障碍。福昌公司停产停业后，供应商债权人除以各种方式维权外，对企业恢复生产及重整也有较高的期望，管理人介入后，在当地政府通过座谈会、协调会等方式耐心解释，既平缓了相关方过激的情绪，也使各方对福昌公司重整后的期望值趋于合理，为重整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共同的价值基础。同时，管理人也对诸如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资质的维持、工业园占用、原管理层涉嫌侵占、公司资产抵押权的撤销等各方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评估，合理地设定解决方案，以待后续落实和解决。
通过“预重整”，充分发挥“府院联动”机制的作用，是本案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。福昌公司作为生产型企业，员工人数众多，停产停业后拖欠员工工资、经济补偿金数额达到4000余万元，如不能妥善解决，将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压力。针对这一情况，政府有关部门设法协调，及时垫付员工的部分债权，有效防止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。
“预重整”程序使人民法院、管理人对重整企业的情况和问题有全盘的了解，提前解决了潜在的社会稳定问题，对受理重整案件的合法性、必要性和实现重整的可行性有充分的论证，为重整案件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。
